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潮，小的波澜总得跟着主潮的方向推进，跟不上的只好留在港汊里干死完事．战国秦汉时代的主潮是散文．一部分诗服从了时代的意志，散文化了，便成就了“楚辞”和初期的汉赋，这些都是时代的光荣．另一部分诗，如《郊祀歌》、《安世房中歌》、韦孟“讽谏诗”之类，跟不上潮流，便成了港汊中的泥淖．明代的主潮是小说，《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和《项脊轩志》的作者归有光，采取了小说的以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态度，和刻画景物的技巧，总算沾上了时代潮流的边儿，所以是散文家中欧公以来惟一顶天立地的人物．其他同时代的散文家，依照各人小说化的程度，也多多少少有些成就，至于那班诗人们只忙于复古，没有理会时代，无疑那将被未来的时代忘掉．以上两个历史的教训，是值得我们的新诗人牢牢记住的．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指印度、波斯、希腊的文化传统发生了变化)，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也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只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让我们的文化更彻底的向小说戏剧发展，等于说要我们死心塌地走人家路．这是一个“受”的勇气的测验，也是我们能否继续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测验． (摘自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 作者认为归有光是“散文家中欧公以来惟一顶天立地的人物”，其主要原因是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