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题
X某，男，43岁，XX局工人，汉族，已婚，文化程度小学三年。因反复出现发愁、少语、少动症状一个月，总病期3年余于1986年10月17日入院。
首次发病于1983年元月某天，单位领导在年终总结会上强调职工利用职务之便所得物品要交公，当晚患者即难以入眠，数天后开始长吁短叹，少言寡语，食少纳差，懒动。问其故，答曰：“我有罪”，“我拿过公家的东西”，“我不该吃饭”，“我没本事”，“我不会为人”，“我抢了书记的权”，“我贪污”，“我乱搞男女关系”。言语缓慢简短，声音低沉。家人劝其就医，患者拒绝。就诊时又对医生历数一遍“罪行”，自称：“该劳改！”“该枪毙！”愁容满面，带恐惧之色。给予氟哌啶醇治疗，一个半月后，上述表现消失，与病前无异，工作生活学习正常。
1986年元月第二次发病，无原因发愁少语，少动少食呆坐，自认为有罪，表现同前次，未经治疗，历经一月余自动缓解，生活工作如常。
第三次发病于1986年9月15日，无原因闷闷不乐，少语寡言，语声低细、语速缓慢，由呆坐到终日卧床，食少纳差，彻夜不眠。同事来探望，即离床下跪叩头，口称“有罪”，“要写检讨”，“该枪毙”，检讨拿了公家的雨衣、木板、压水机、螺丝刀；文革中上窜下跳；与邻居姑娘、嫂嫂、婶婶乱搞男女关系；老婆看病的药费他拿去报销等等，要求法办，要求给他吃药死去。并说脑子迟钝不好使，好忘事。近10天来病情加重，卧床少动，进食甚少，有时2-3天不吃饭。未见自杀行为。
父母两系三代均无神经精神病史。幼年生长发育正常，1956年参加工作，积极肯干，为人忠厚老实，胆小怕事，很少与人交往，但与同事相处和睦，曾连续数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婚后伉俪情深，现有三男二女，无烟酒嗜好。
体格检查除发现有陈旧性的轻微的周围性面瘫（右）外，其余无阳性发现，无高血压或动脉硬化。
肝功能、胸透、血常规、心电图、抗链O检查均正常。
精神检查：患者意识清晰，定向力良好，但对医生身份的判断持怀疑态度，认为自己罪恶多端，医生可能是公安人员。否认有病，认为不该来医院，而该去监狱，怀疑周围的病人都在谈论他的罪过，在耻笑他的卑劣行径，有一个不认识的人要毒害他。又说自己有肝硬化，有头痛、头晕、耳鸣病。情绪低落，眼泪汪汪地说“活着不如死了好”，拒不进食，多卧床。
经向单位及家人了解，均称患者为人老实，未发现有生活作风问题。
用阿咪替林、氟哌啶醇治疗1月，上述表现消失，言行举止表情动作如常。回忆病中体验，称有病时心情先不好，莫名发愁，尔后才认为自己有罪，将坏事往自己头上扣，实际是无中生有。称病时早醒，脑子迟钝，对一切事物不感兴趣，无性的要求，不觉饥饿，所以吃得少，也觉有罪不该吃饭。
住院巩固治疗66天，一切恢复正常。回家过春节断药三天又患病，表现同前，要求再住院治疗。
精神检查：意识清晰，语少声低而缓慢，说话有气无力样，表情抑郁，愁眉苦脸，见医生即下跪求饶，称有罪，但保证改正，希望大夫护士救他，不要逮捕法办，还说家中爱人孩子都被公安人员枪毙了，多次在耳朵里听到公安人员说话的声音，自己也不想活了，多次往外冲欲自杀，生活被动，多卧床，进食需人督促照料，食少体瘦，不得已而鼻饲。夜间不用药则不能入睡，且早醒。
经阿咪替林、氟哌啶醇、氯氮平联合治疗65天，上述症状全部消失，自知力恢复，痊愈出院。
病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