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答题 这几天，华北一带人们生活中活跃着两大关键词：“雾霾天”和“等风来”。前者是连日来气象状况的真实写照，京津冀雾霾圈也好、华北“沦陷”也罢、甚至大半个中国都在灰蒙蒙中“摸索”着，生活其中的人纷纷遮面掩鼻。后者则代表了应对雾霾的无奈，唯有“等风来”。一遇到重度空气污染，就束手无策，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更是无从谈起。
请就此现象谈谈你的看法。

问答题9月22日，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淮南女大学生扶老人事件，经警方多方调查取证，认定其属于交通事故，骑车女大学生承担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经过一波三折的反转后，这场“罗生门”终于画上了句号。近年来，“扶不扶”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每隔一段时间，该类话题总会伴随着相关事件出现在公众面前。不得不说，公众已累积产生了这样一个惯性认知：躺在地上的老人基本上都会讹人，而好心去扶的往往就会被讹诈。不可否认，社会道德问题，也随着事件的发酵不断被质疑与批判；社会诚信问题，也在“帮”与“不帮”之间无限被放大。“扶跌倒的老人”已然成为人们心中的痛点。请就此反应的问题，谈谈你的看法。

问答题前不久，浙江杭州协警礼为奇因及时专业的处置，避免路面塌陷造成惨剧，成为“世界网红”；而在另一些地方，聘用上岗的“临时”人员违规执法的新闻也时有耳闻；在各地，山东将在6月底告别临时工执法，吉林明令禁止临时工执法，四川成都规定党政群机关今后原则上不得使用临时工……临时工问题，可说是我们在走向现代治理的过程中，需要直面的课题。事实上，在不少舆论事件中，暴力执法、上班打牌、公车私用、雷言雷语常常和“临时工”联系在一起，有人由此形容，临时工有双面属性：犯事儿与扛事儿、干活与顶雷。请问你如何看待“临时工”现象？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问答题每次天安门前的盛大阅兵，总会给人留下力与美的印象：刀削斧劈的队形、摧枯拉朽的方阵，如群山列队、江河奔腾。这就是整齐之美、整齐之力。近一年来，总*书记数次在讲话中要求“强化看齐意识”，要求“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看齐意识”很快成为一个热词。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同样，在一个团队中，同样要有看齐意识。对此谈谈你的想法。

问答题近日，由中国工程院士何镜堂亲自操刀设计、获得过“鲁班奖“、有“变形金刚”之称的武汉大学工学部第1教学楼，随着一声轰鸣，“变形金刚”消失在尘土飞扬中。爆破拆除的目的，是复原东湖南岸沿珞珈山优美的自然山际线。这座教学楼，从建设之初就因楼层过高与周围景观不协调而广受争议，如今又因仅仅存活16年而再次走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建的时候花了近亿元资金，拆除又要奉上1300万的费用，且不说大量的资金浪费，更有多少人的记忆被扫入历史的尘埃，难怪武大人不断发出“太心痛”的喟叹。按国家《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至10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经表示，中国城市建筑生命平均只能维持25年到30年。翻阅近年新闻报道，不难列出一份长长的建筑“死亡名单”。举例而言，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存活仅13年；2012年6月，投入约8亿、寿命不到10年的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被爆破拆除；2013年5月，有“湖北最长高架”之称的武汉沌阳高架桥最长寿命定格在16年；2015年11月，仅完成主体和外立面建设的118米高的环球西安中心金花办公大楼被爆破拆除，则被称为“中国第一爆”。2015年12月尚未完工的天津水岸银座超高商业楼盘的拆除计划，刷新了“中国第一拆”。除了那些引人关注的地标性建筑以外，还有大量普通住宅，在建成后不长的时间内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提前拆除。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建筑拆除管理政策研究》报告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共有46亿平方米建筑被拆除，其中20亿平方米建筑在拆除时寿命小于40年。以此推算，“十二五”期间，每年过早拆除建筑面积将达到4.6亿平方米。有媒体粗略估计，如果按照每平方米拆除费用1000元人民币计算，则每年建筑过早拆除要花费4600亿元人民币。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85.8%的人表示自己所在城市有过“短命”建筑。对于自己所在城市的城市规划，50.1%的人表示不满意；在谈及城市建筑总“短命”的原因时，83.5%的人选择“地方领导片面追求形象、政绩”71.8%的人认为是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接下来还有：豆腐渣工程（39.6%）、商家急功近利（36.3%）、审批拆除程序有问题（36.2%）、建筑设计有问题（28.8%）等。从中不难发现，尽管原因种种，但更多的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频繁更改城市规划，造成大量短命建筑。一段时期以来，城市建设大兴攀比之风，很多地方美其名曰“改善投资环境”“改变城市面貌”，其实质是不顾城市自身实力和需求，盲目搞大广场、大马路、大绿地、超高层建筑、大型体育文化会展建筑，埋下了短命建筑的隐患。结合材料谈谈怎样才能延长建筑的寿命？

问答题8月23日，利用年假刚从青海湖旅游归来的郭婷女士向记者抱怨，“与景区美景和服务相比，近300元的各种门票收费感觉还是有些贵。”进入8月，景点暑期旅游相继进入旺季。部分旅游景区高票价和“差体验”的矛盾再次凸显。“中秋假期”在即，各地需谨防景区再度被“门票经济”绑架。景区高票价和旅游“差体验”的极度不匹配，侵害了旅游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也许，旅游资源不可替代所导致的天然性垄断，导致景区经营过度依赖门票收入。不过，随着大众旅游休闲时代的到来，这种囿于景点、紧盯门票的思维，愈发显得目光短浅与急功近利。正如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今年5月的全域旅游创建工作现场会上所言，拆掉景区“门票经济”围墙，已成中国旅游大势所趋。诚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景点特质，着实让景区管理者在与游客的利益博弈中占据优势，但景区的生存与发展，不能寄望于人们猎奇尝新的“一锤子买卖”，应更多有赖于良好口碑带来的二次消费。只有将低价位的老景点与高品位的新服务有机融合，才能让人们涌起重返景区或携家旅游的休闲热情。根据上述材料谈谈如何拆掉“门票经济”围墙。

问答题1.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不仅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网络文化改变着现代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其内容的无限性、信息的丰富性、形式的新颖性、视角的直观性等，都极大地吸引着广大青少年，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有积极启示，也有消极影响。作为社会中最活跃、最敏感的知识接受者的大学生，由于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正处于走向成熟而又尚未真正成熟的阶段，面对众多的挑战，一部分大学生感到困惑、迷茫，沉酒于“网上世界”，导致学业受阻、心理障碍等，这些负面影响已成为学校、家长、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2.全球化时代网络文化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全球化为网络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推进了全球文化的转型与跃升；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的“无政府”以及“自由化”倾向，也给全球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带来伤害，因而也给全球文化带来了更为复杂的问题和现象。它弱化了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导致青少年犯罪行为增多；影响青少年学业和身体健康；不仅如此，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青少年人格缺陷，因为网上交往是一种以网络为媒介，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间接交往。交往的虚拟性，使人们不必遵守现实生活中的交往规则，也不必承担违反交往规则而承担的责任，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甚至可为所欲为，极易导致青少年对人际交往的道德标准的模糊，易产生对现实中的人的不信任，从而淡漠现实生活中与亲属、邻居、同学之间的感情关系。3.网络文化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异质性、无政府性和虚拟性迎合了青少年崇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同时它又是虚拟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网络又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网络世界中人与人的交往与现实社会相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交往范围更广、关系更加平等等优点，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互相沟通。一进入网络，就有机会与陌生人相识，并和志趣相同的人交流，犹如身临其境。这种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自由，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创造网络中的自我角色或随意欺骗他人，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人际关系的信任危机。4.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为传播信息、学习知识、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认真阅读以上资料，用150-200字的篇幅概括目前我国网络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问答题近日，山东、广东等地连续发生3起学生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导致受害人猝死或自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案件发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视，即组织山东、江西、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四川等地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3起案件全部告破，28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而被诈骗的新闻仍在增加，最新一例是，因骗子冒充公检法，清华一老师被电信诈骗1760万元。应该说，徐玉玉之死形成了一次持续的舆论风暴。这是多年来个人信息保护缺失，个人信息“裸奔”，人们不断遭遇骚扰诈骗后的一次总爆发，是一起标志性事件。但标志性事件，未必有标志性意义。迄今为止，徐玉玉事件的价值似乎仅局限于形成舆论共鸣，促使警方迅速侦办案件，提醒公众学习“防骗大法”，而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深层叩问、反思，也仅限于媒体和专家，一些政府部门还没有完全动起来。据有关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电信诈骗案就高达59.9万起，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诈骗从业人员多达160万人，“年产值”1100亿元，已经形成庞大的黑色产业链。不仅个人，包括公安机关，学校，甚至电信运营商，都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巨大漏洞束手无策，任凭公众成为透明人，在与诈骗分子的交锋中，全靠运气躲避。请简要分析，我国电信诈骗屡禁不止的原因？

问答题从2016年6月26日起，上海市停止实行70岁以上老人持“敬老卡”免费乘坐公交车及地铁的做法，改为给老年人发放综合津贴。6月27日，据上海多个公交车队反映，当天老年乘客比以往下降了八成以上。对于上海市发放综合津贴的做法，谈一谈如何做好公共福利分配？

问答题当前，“舌尖上的安全”已从民生话题，升级至举国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是食品科技进步，推动工业化生产的食品安全状况总体向好，另一方面，食品安全监管局面日益复杂——基层食品制售小、散、乱的现状，导致食品安全事件不断零散暴发，但带来的负面效应，已弥散至全国，国民对食品安全状况的不信任，又引发疯狂的网络谣言和不理性的“自卫”行动。2015年6月11日，国务院总理在全国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要以贯彻落实新食品安全法为契机，创新工作思路和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最严格的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监管制度，完善监管体系，全面落实企业、政府和社会各方责任。以基层为主战场加强监管执法力量和能力建设，以“零容忍”的举措惩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以持续的努力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2015年4月，《食品安全法》历时两年大修，增加50新条款。新法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对违法者，它设立了“安全红线”；对执法者，它严格了执法程序；对食品安全新常态，它增添了网购、婴幼儿食品、保健品、转基因食品、添加剂等领域的新规定，影响到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从田间到餐桌，从企业到行业协会，从媒体监督到消费者举报，每个人其实都是食品安全的“责任人”。根据给定材料，概括造成我国食品不安全的原因有哪些?

问答题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咄咄怪事？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主动作为，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也要合力为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先生你好，最近我们公司新推了一款高收益率理财产品，会考虑吗？”“我这儿有明细的正规发票，需要不？”“女士，请问您最近考虑买房或租房吗？”……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咄咄怪事？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联系实际谈谈“骚扰电话”大行其道的原因？

问答题2016年10月，孤寡老人办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补助，被要求请吃饭“意思意思”，结果一顿饭花掉了3个月收入600多元。对此，当事村干部却表示，“不去吃对不起人家。”一面是困难群众对摆脱贫困的殷殷期盼，一面却是“要办事，先吃饭”的不当要求，补助被变相“克扣”，发生在四川安岳增花村的这个故事，令人愤怒之余，更引人深思。请试分析有哪些做法可以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

问答题1.我国13亿人口，其中9亿多是农民，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促进了社会进步，但也要看到，当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日益突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等，引发出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这些矛盾和问题之所以产生，固然有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但也与人们的文化观念关系密切。在不少人的观念中，对发展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产生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而忽视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甚至不惜付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代价的做法。加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就是要针对这些观念和做法，强调人类、社会、自然的共生与和谐，在全社会倡导协调发展、均衡发展的理念，倡导科学发展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核心的内容在于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正如《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所指出的：“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只有通过文化熏陶和教育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把他们打造成新型农民，这也是新农村再造的关键所在。2.“我在所调查的40个村里看到，文化大院大多‘高墙大院，铁将军把门’。不少农村文化大院实际上流于形式。”回忆起在河南省嵩县做的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如是说。“嵩县文化大院的问题，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他农村的文化大院、或者文化基础设施，也暴露出类似的问题。”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文化大院工程，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为此，记者采访了浙江、山西和山东三地农村的村委会主任、村民，以及专家，“冷”思考文化大院的发展。由于地域差异、发展不均，乡村文化之路走得并不平坦。浙江温州市芦浦村，至今没有文化大院。村委会主任杨平贵表示，当地没有文化大院的说法，一般都称作文化站。“不过，2012年12月份有了新动向。镇上在6个村试点，将村里的老人会改造成文化站。每个村补贴2万元。”对于补助额度，杨平贵认为比较有限：“文化建设是个无底洞，要办好的话，2万元肯定不够。无非也就是买些书，弄些体育设备。”有人建议村里集资建设文化站，杨平贵表示村集体缺少经费，“上面有政策、有支持，活动才办得起来。全得看上面的安排。”相较于钱袋不殷实的芦浦村，山西运城市留驾庄村则“豪掷”200多万元，将当地一幢教学楼改造为文体大院：羽毛球馆、篮球馆、老年活动室、图书馆，一应俱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区里没有财政支持，不过给了一些书。钱都是村里自己出的。”村委会副主任史中民坦陈，“获得了政府征地费用后，七八成都投到文体大院里去了”。说起村里有什么文化活动，杨平贵的回答颇为简短：“扑克、麻将。”当记者希望听到第三样时，他尴尬地笑称：“真的没有了。”而在留驾庄村，因为有文体大院，“村民还会去打球锻炼。文体大院里建有小游园，妇女们也会抱着孩子在里面转转。”史中民说道。针对农村文化活动单薄的现状，山东兖州市宋村村民易玉宽表示：“农村缺少文化设施，农民难以享受各式各样的文化服务。”除了客观条件的束缚，有学者指出，因为看不到文化建设带来的切身利益，不少农民积极性不高、缺乏热情，给不良文化的发展留下了缝隙。即使建有文化大院，一时间也难以扭转农村文化单薄的现状。3.甘肃省酒泉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乡是一个亦农亦牧的裕固族乡，这里曾经被称为“歌的海洋，舞的故乡”，农牧民的文化生活曾经非常丰富。但春节期间记者来到康乐乡时发现，这里的农村文化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过年的时候，一些农牧民不是在家看电视，就是互相串门划拳喝酒。康乐乡巴音村党委书记安学勇告诉记者，原来康乐乡的文化氛围很浓厚，农牧业空闲时间，唱歌跳舞是非常常见的，这几年这里基本上已经没有文化生活了。记者在甘肃庆阳革命老区的一些农村了解到，聚众赌博、吸毒贩毒等恶习又死灰复燃，封建迷信思想又有所抬头，非法宗教活动又有蔓延之势，致使在少数农村出现了信仰迷茫、精神空虚和道德滑坡。由于目前甘肃农村节日文化活动基本以传统的闹社火、戏剧“自乐班”为主，青年农民参与的积极性相对较差，主要是部分老年人和少部分中年人参与。酒泉市肃州区总寨镇单闸村“自乐班”近20名队员，年龄结构基本在50岁以上，年轻人很少。总寨镇副镇长韩秀丽解释说，现在农村的青年与外界的信息交流比较多，见识广，农村传统的文化节目无法对他们产生吸引力，而现在针对农村新生代农民创作适合他们文口的文艺节目在全国基本上都是空白，因此，农民对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呈现出年龄差异。在甘肃省部分农村，有兴趣参与农村文化活动的村民数量相对较多，但由于大多数农民没有相应的技能，同时又没有能够对村民进行组织和培训的农村文化能人，导致农村组织活动很难开展。总寨镇西店村640户、2500余名村民，能够进行表演的仅20几人。一些群众介绍说，以前村上组织活动，带头参加的人每天各计一个义务工，一些人平时仅靠带领群众搞文艺节目就可以完成一年的义务工任务，现在搞税费改革，取消了义务工，就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义务工，村上又没有能力发劳务费，文化活动就搞不起来了。”什社乡任岭村上咀队原队长杨广平说，而且平时参与文化活动，影响了正常的劳动收入，还得不到补贴，逢年过节偶尔玩玩还可以，经常性组织活动就比较难。记者了解到，当前不少乡村文化活动都仅是不盈利的自娱自乐，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很难。邻里关系、村民关系和谐融洽，是乡风文明、农村稳定的重要前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邻里之间、村民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明显减少，人际关系日趋淡漠，加之少部分人追逐利益的冲动日益强烈，从而导致邻里关系不断疏远、村民之间互助友爱的传统逐渐丧失。在个别地方，由于很小的利益纠纷，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矛盾冲突。对于这样的现状，应该通过把分散的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他们在快乐愉悦的活动中进行思想沟通和感情交流，增进彼此间的认同感和亲近感，进而构建友善融洽的村民关系，为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营造有益的文化氛围。认真阅读给定资料，概括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并分析指出，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准确、全面、简明，字数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近年来，我国老年人人数急剧增加。但是老年大学却“一位难求”，比如安徽合肥市老年大学，每到招生之际，报名异常火爆。“一共249个班，所有教室全部坐满，招生人数已极度饱和。”“活到老，学到老。”继续受教育，既是老年人的权利，也是需求。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10月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对加快发展老年教育、扩大老年教育供给、创新老年教育体制机制、提升老年教育现代化水平做出部署。一直以来，我们对老年教育关注的很少，面对老年教育政策的出台，谈谈你的看法。

问答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发布，引起大量音乐人的争议，特别是第四十六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向音著协缴纳一定费用后，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内地音乐人、歌曲作家李广平在微博中写道：“谁来保护我们辛辛苦苦创作制作的歌曲作品？”并举出了摇滚歌手汪峰的例子：2011年，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在春晚上凭借摇滚歌手汪峰的歌曲《春天里》一炮而红后，商演、代言等活动便接踵而至，《春天里》也成为“旭日阳刚”出席活动的必唱曲目。但随后，该曲的作者汪峰在2月11日发表博文，要求“旭日阳刚”立即停止演唱《春天里》。从法律层面来看，汪峰作为歌曲《春天里》的版权所有者，要求对方停止翻唱自己的歌曲，属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但如今的情况则不一样了。李广平在微博中写道：“按46条，《春天里》火了吧？汪峰出版三个月后，我按48条向音著协交钱翻唱，我也火了!汪峰上哪说理去？他能告我？不准我唱？翻吧翻吧不是罪，让汪峰无歌可唱!”同时，对于此修改草案，著名音乐人高晓松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前天下午4点07分，他在微博上写道：“一首新歌在三个月内是难以家喻户晓的，在这时就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翻唱翻录，和一首歌红了几年你再去翻唱翻录性质完全不同，这是赤裸裸的鼓励互联网盗版行径。最蹊跷的是新法只写录音制品，为何不包括电影电视剧？如果所有知识产权都只保护3个月，我们愿意共同献身。”下午4点20分，高晓松再次更新了微博，质疑国外的录音制品是否包括在内，并称：“这个新法唯一的好处，就是Lady GAGA 新专辑发表三个月后国内就可不经授权使用及翻录。”下午4点51分，高晓松第三次更新微博，写道：“大批版权人并未授权那些政府办的集体管理组织，为何立法强制由他们收费？”除了表示质疑和愤怒之外，更多的内地音乐人则在微博上呼吁重视保护版权。摇滚歌手汪峰前天在微博上表示：“时代到了今天，当全世界绝大多数尊重文化和创造的国家，因为盗版和非法下载音乐而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时，我们竟然颁布了如此匪夷所思的新法规!这悲哀该如何形容!对于所有不劳而获的家伙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所有善良的创作者又意味着什么？”内地音乐人小柯则在博客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示：“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全部核心内容就是版权，48条等于拿走了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核心资源，既然草案，是拿出来征求意见，这就是我的意见。尊重劳动者，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者，请尊重并且单纯地保护版权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一经公布，引起了大量音乐人的争议。根据给定资料，如果相关部门决定对该法案进行修正，请以该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指出草案中不合理之处，并提出调整意见。要求：措施得当、条理清晰，字数在400字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