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中外文化的两次交汇及其特征。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最主要的是这样两次：一是从汉到唐几百年间，南亚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是从明清之际到近现代，欧洲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两次中外文化交汇的影响之大，足以构成划分中国文化史分期的重要界碑。 
佛教文化的传入与中国化过程，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如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以及民间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以其开放的胸襟与海纳百川的消化吸收能力，将印度佛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之具体地中国化。作为佛教核心的佛教哲学思想经过与中国本土儒、道的渗透、融合，最终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佛、道“三教合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精神。印度本土佛教文化在13世纪由于回教入侵而遭至毁灭性打击后，中国佛教却正在长足发展，并将大量佛学译著、论著输出到东北亚、东南亚。中外佛教史上的这一“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有力地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充分开放性、鲜明主体性以及以我为主、善于消化的强劲生命力，同时也生动地显示出文化交流的双向互渗性。 
中外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16世纪末叶，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初期传教的耶酥会士的东来，也即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第二次大交汇有以下特点：第一，交汇对象起了变化，不再是过去相对落后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与南亚次大陆文化，而是整体水平超过中国的西方欧洲文化，后来还有美国、日本文化。第二，交汇兴趣起了变化，第二次与第一次不同，中国人对外来宗教本身表示出莫大的冷淡，而对天文、数学、舆地、水利、火器等科学知识兴味十足，致使西方不得不采取迂回策略，“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第三，交汇时间长，从16世纪末叶开始已延绵四个世纪，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之中。第四，交流反差大，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系统造成了强烈震撼。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从总体上看处于一种互相认识、互相宽容、互相发现对方文化新奇与可取之处的相识相容阶段。但是清初康熙、乾隆时期优容西学毕竟还是有限度的，中西科技交流也仅局限在宫廷内进行。进入18世纪以后，清朝上层集团中锐意进取、乐于吸取外来文化的精神逐渐被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甚至闭关锁国所取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遭受以鸦片、大炮开路的西方文化猛烈冲击，内忧外患，病痛百出，中华民族遭受史所未有的打劫。“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感唤起大批先进人物重估传统，检讨过去，并尝试从西方文化那里寻求图强制夷、救国救民之方。西学东渐引起的中西古今之争，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文化进行交流时必然发生的结果，它不仅促使国人重新反思传统，清理学术，对本土文化作出新的判断与估价，而且打破了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封闭独立发展的状况，真正走向与世界文化互相对话谋求发展的道路。当然，中国文化的这种改变态势，是被西方文化的霸权性、强制性逼出来的，西方文化是主动入侵，中国文化是被动抗争。但物极必反，东方睡狮终于在西方“船坚炮利”声中猛醒了过来。